家风家训，唐·苏瑰《中枢龟镜》

唐·苏瑰《中枢龟镜》。

1．宰相者，上佐天子，下理阴阳．万物之司命也。

宰相这个职位，在上要佐辅天子，在下要理顺阴阳，其实是处 在万物的灵长的位置。处在司命这样重要的职位，若不以大道的 精神应对如此重大的使命，却一味任意横行，那么，在上就阻塞了 天地相交的泰和之气，在中就杜绝了修身养性的深遂的理路，在下 就阻挡了万物的繁荣生长。这种状况即使能够苟且偷安一天，都 将必遭天谴，何况有些人还要长久地多行不义呢？

苏瑰认为：宰相一职，不仅在人间是处在天子之下的最高行政 长官，而且在天地间还实际充当着万物的灵长；不仅要经纶国务， 而且还承担着在天地间理顺阴阳的重大职责，以确保天地交泰、万 物欣荣。这不是要求宰相应该具有能够控制和改变天地万物的能 力，而是要求宰相的品行能够与天地间的泰和之气相顺应和相匹 配，绝不可用权力意志对这种泰和之气构成任意凌犯和亵读；否则 最终难逃历史和自然的惩罚。这就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现在政 治上的独特智慧。

2．临大事，断大义，正道以当之。

在面临决策重大事件或对重大的道德行为进行决断的时候， 只有用正道来对付它。如果正道推行不通，就立刻迅速退出来。

在中央决策重地，不是能够苟且偷生的处所。要以平常心待人接 物，不要产生分外的妄想。如果感觉某事似乎不合正道，就要迅速 回绝此事；这样能使自己长时期不失去正道。向皇帝陈述奏言，要 直白不要委婉。君臣应答之事变化无常，在能迅速应答的时机可 以汇报小事，在能够深思熟虑地回答问题的时候可以促成重大 决策。

现代社会有一种流行的论调，认为中国古代是一个只有“人 治”、没有“法治”的社会。这其实是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文明的一种 主观臆测与偏见。苏瑰认为，宰相的职责就是替朝廷推行正道；无 论事情多么重大和多么复杂，一切都要以正道的标准予以分解和裁 决。如果正道在特殊形势下难以得到坚持，就宁肯放弃一切权力和 职位，因为权力就是维护天下正道的利器。这种以权卫道、让权力 与正道共存亡的决心和气概，即使沿用到现代社会都是十分难能可 贵的；这种决心和气概没有任何虚伪和造作的成分，它是严父对于 爱子的殷殷垂教，是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薪火代传的施政理念。

3．人不可尽贤尽愚，汝惟器之。

对于资职辈分大致相同的人，要根据他们的材质特性来安排 他们的位置，那么，他们就互相宽容了。待他们相容之后就抬高标 准来明确要求他们，可以使平庸的人不来玷污我。对于贤明的人， 要亲近他们不能过于庄重；只要没有因过于庄重而造成对他们的 失敬，那么请他们办事就没有办不成的。凡是举荐一官一职一将 一帅，必须了解他们的材质和品德，要听从众人的评议而使自己的 决定能够公正，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就不会做出错误的决定。人 不可能全是贤明或全是愚钝，你只需根据他的材质去识辨和任 用他。

古往今来，选拔官员的依据五花八门，各有千秋。有因才授 官，有以德加官，有重金买官，有借权谋官，有因亲情、血缘得官，有 因民望公投得官，等等。在诸多选拔官员的途径中，只有以才授官 最能体现任命官员的主旨与公平。其他途径，诸如借权谋官、行贿 买官和因亲情、血缘得官等求官行为，是把官位当成待遇和礼品来 分派和赠送，把公共权力当私人利益来分配和瓜分，从根本上抹杀 了官职的行政作用，扭曲了公共权力的正确运行方向。比较起来， 因德授官要高尚和有利得多，但依靠这种途径所树立的仅是社会 楷模，没有充分突出才能在职位中的创造性作用；而仅凭以才授 官，又容易忽略官员的个人品质在权力运作过程中具有双刃剑的 性质；如果采用群众公议公选的手段选拔官员，固然对被选拔者的 品德能做出立体的考察，但大众的情绪很难对被选拔者的才能做 出冷静、精确的细分。只有把以才干授官和群众推选的原则有机 结合起来，才是任命官员的最佳手段。

4．与正人言．则其道坚实而不渝。

与正派人谈话，他们表达的思想坚定、实在而不会改变。对于 事务型人才只能责成他们具体去办某事，办某事不能与他们商量 讨论，与他们一商量讨论就会失去办事的根本，这是涉及用权之道 的问题。常常向上进贡外物、胡乱向上进献珍奇的人，是小人，要 压制他们。审查奸诈的官吏，对那些言语烦琐且胡乱攀亲的人，要 离开他们。推崇儒家思想就要讲求忠诚敬慎，侈靡的风气就不会 兴起，不兴侈靡就能保持一种平和的气氛，平和的气氛就能自然达 到道的境界。对于刺史、县令这些地方官，长期驻扎在外并且停留 下来，无能的人就应该立即免去他们的职务。不要让奸邪之徒挟 持权柄施恩结党并在道路上公开招摇横行，那样既失去为官的本 意，又让受其害的人还不得不跟着他们尾随不绝。

这是探讨处在官场核心的应对韬略。首先要明确可以亲近和 信赖的对象。一要重视正派人的言词，他们能够做到言行一致；二 要尊重儒家思想，因为它讲诚敬：反奢侈，能使社会发展平和有序。

其次要明确应该打压和排斥，的对象。善于行贿是小人的特征，精 于甜言蜜语和胡乱攀亲是奸诈之徒的手段，应该逐一予以识别和 防范。再次，对于中性人才也要掌握任用的分寸与火候。对于那 些事务型人才，只能直接指派他们办事，不要与他们一起讨论办事 的理由，因为这种人不是决策型人才，如果让他们参与讨论，只会 使办事的基本理由被否定和推翻，从而影响办事的速度和效果。

对于那些没有能力的官员，要尽快予以撤换；官员如果无能，不仅 意味着他的能力影响着手中权力的有效发挥，而且权力在这种人 手中还容易被奸诈之徒劫持和利用，乃至于变成了黑恶势力的后 盾。明确了应该支持和反对的类群及分寸，就能在变幻莫测的官 场沉着应对。

5．由庶而富，在乎久安：不教而战，是谓弃之。

使平民能够富裕，在于天下长久平安；如果对军队不进行培 训、教导，就把他们投放战场，就是等于抛弃他们。辅佐君王治理 天下，关键在于严谨地坚守规章；镇守边疆要派严兵把守、勤修岗 哨；要使疆界不受外敌侵犯，不能贪图疆域广大，白白地浪费国家 的国力，其实没有什么益处。

这段话言简意赅，句句切中肯綮。求富的要求源出于人的本 能，只要不打仗，只要允许人致富，天下自然日富一日。富强的原 因并不复杂，与其催逼人们加快致富的步伐，不如以逸待劳，维护 天下长治久安。治军重在训练，如果把未经培训的军队投放战场， 就等于把www.aizuci.com自己送入虎口，做出这种决定的将帅不是无知，就是有着 某种不可告人的虎狼之心。治理天下重在谨守规章制度，足见守 法和执法比立法还要重要得多。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一度醉心 于打破旧规、制定新法，结果却使人在破除旧规时产生了蔑视法规 的心理，这种心理又给刚刚制定出台的新法本身回头一击，遂使新 法即使制定得再周到再完善，只不过是悬浮不定的一纸空文。腐 败现象层出不穷，屡禁不止，不是法律法规不完善，而是法律法规 得不到坚守和执行。法大如天的力量，来自于无一例外地对于法 令的刚性的坚守与执行。

6．方今为政之道，在乎中典。

古人施用刑法，有轻、中、重三典，这三典各有其精当之处。而 今为政之道，重在采用中典，要严谨地坚守它，不要使人们对它怀 有二心。不要屡请朝廷赦人之罪，以免使罪犯打开逃脱惩罚的侥 幸之门。不要畏惧强权的抵抗和阻碍，而使规章制度受损。教规 和法令少一些却能实实在在地坚守下去，那么老百姓的精神状态 就会精诚而坚固。

前贤对于治国方略的精思可谓无微不至，只是令人对此缺乏 整理且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一个狂躁而轻浮的时代往往醉心于 创立新法，把守法和执法视为守旧、刻板和僵化，不懂得守法的至 关重要和百倍艰难；一些立法者甚至带头以权代法，为犯罪分子求 情开脱，最终必将导致腐败现象屡禁不止，国家纲纪濒临废弛和名 存实亡的边缘。法令如果非常周全、精密，却难学难记，那就谈不到 在实践中得到履行和坚守了。法令条文只有制订得简略而精当，才 能易学易守，这是一种适应民情、转移风化的重大的司法智慧。

7．臣不密则失身。

不要过于刚强而居高临下地待人，办事要考虑它不是就此一 下子就可以了结或穷尽的。臣子不善保密就有丧身之祸，不是自 己所应该议论的事情，不要参与其中的谈论。要勤奋地思考各种 问题，不要因事小而忽视事物变化的征兆。管理钱财不要有太多 的积蓄，预计能留有保证三年的用度以外，把全部余财都要散发给 亲族。多积财物十分有害于道义，使人心中不得安宁，心中不安料 理事务就不一定十分恰当。自身要保持清廉，也要经常检点手下 人，不要给邪欲稍微留有任何空隙，以防止财物因此外流。

严父教爱子，句句都是金玉良言：居官不要盛气凌人，世道还 有斗转星移、狭路相逢的一天。为臣缺乏保密的涵养，最易招致杀 身之祸；一定要克制随意妄发谈论而无意中泄密的恶习。要思虑 无穷，洞明世事，善于识破偶然的小事中蕴藏的重大玄机。家中理 财不要过分积蓄，以能留足三年的用度为限，其余的发放亲族，这 不仅足以养廉，而又能体现仁心，消除怨恨，和睦亲族。自己清廉 并未完事，还要高度提防属下阳奉阴违、中饱私囊，这才能保持住 自己的一世清名。苏公认为过多积蓄就会害义损性，影响为官公 正，真不愧一个具有仁心义胆的千古名相！

8．远妻族，无使扬私于外。

要与妻子的家族保持远距离，从而不使自己的私事在外面散布 宣扬；当然首先要做到自己警戒；要认真地检点子弟的言行，不要让 他们另立门户。不要让亲族中人干扰官府中的事情，一旦挟持着私 ·心就无法在上面维护纲纪。子弟及女婿任官，要顺随他们的材质自 己去谋求职位，如果想把他们调动一下，也不要让他们超过自己的 材质而位居他人之上。子弟的车马服饰及用度，不要让他们超越大 众，这样就能保家，就能治国。居家的门第在于清洁，不在于华丽。

不要使他们在这方面稍有过度，以免他们由此生成逸乐放纵之心。

在现代中国，为了有力地惩治腐败，国家机关制订并发布了一 系列禁止官员利用手中权力帮助直系亲属参政经商的法律法规， 之所以要三令五申地颁布这些律令，表明官员及其子女以权谋私 的现象已经变成了一个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看来，这些受过现 代教育的官员，虽然拥有比古人先进得多的知识背景，但在道德修 养上不比古人更加先进和崇高。远在唐代的苏瑰已经意识到家属 涉政和任官的弊害，并在事先做出了十分周到的严厉约束和防守， 只是这种约束和防守不是依靠国家法令的外在强制，而是依靠深 远的政治智慧和崇高的道德理想来加强自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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